十一月的东京，黑色星期( qī)五，疾速奔赴城市各个角( jiǎo)落的包裹，爆炸案。
《最后的( de)里程》开篇不久，便用寥寥( liáo)数笔勾勒出了一个悬疑( yí)故事的草图——在知名购物( wù)网站于购物节前夕投递( dì)出的商品中，藏匿着十二( èr)份有炸药装置的包裹。而( ér)整个故事的主线，便是在( zài)下一次爆炸发生之前，找( zhǎo)寻出那些包裹。
影片选择( zé)了游移在“商家”“客户”“快递( dì)小哥”之间的多重视点叙( xù)事，叙事节奏有着一种日( rì)式极简主义的干脆利落( luò)，而《非自然死亡》制作班底( dǐ)的加持，更是催生了无数( shù)剧迷的惊喜联动。
在我看( kàn)来，作为一部悬疑电影，《最( zuì)后的里程》实在算不上引( yǐn)人入胜，而甚至有些寡淡( dàn)。如果将其作为推理文本( běn)，它显然与传统以解谜为( wèi)主要走向的“本格派推理( lǐ)”相去甚远，而更接近于一( yī)种“社会派推理”。相较于本( běn)格派推理对于“破案”本身( shēn)的凝注，社会派推理则更( gèng)加关注“犯罪动机”，其往往( wǎng)将案件置入一种社会化( huà)的语境中进行审视，继而( ér)以罪案中的微观人性为( wèi)入口，对其背后的宏观社( shè)会与时代进行批判。
《最后( hòu)的里程》恰恰是这样一个( gè)裹着“悬疑”外衣的，以资本( běn)主义批判为内核的故事( shì)。而其选择在中国“双十一( yī)”之际上映，更是在这场消( xiāo)费主义的狂欢映照之下( xià)，具有了某种“反讽”意味。
影( yǐng)片中那些装置了炸药的( de)包裹所引发的血案，指向( xiàng)的是另一场尘封已久的( de)血案——五年前，daily fast公司的员工( gōng)山崎佑从楼上纵身跃下( xià)，砸在了传送带上，而他淋( lín)漓的鲜血只换来传送带( dài)不到一分钟的停止——传送( sòng)带依旧以2.7m/s的速率向前运( yùn)转，他却成为植物人，陷入( rù)永远的浑沌。
这场“意外”没( méi)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如( rú)故。所有人都仿佛局外人( rén)，甚至没有为这个生命的( de)断裂，献上多一分钟的默( mò)哀——而唯一坚持不懈寻求( qiú)着他自戕真相的未婚妻( qī)，为了报复daily fast公司，最终策划( huà)了这场快递爆炸案。显然( rán)，她的“报复”成功了——在这场( chǎng)爆炸案的漩涡之中，那不( bù)曾为山崎佑停下的传送( sòng)带终于停止了，而daily fast公司亦( yì)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shī)。
但这场个体面向资本的( de)对峙与反抗真的胜利了( le)吗？似乎并没有。
她需要对( duì)抗的，并不是一个公司，而( ér)是如穹顶般将所有人困( kùn)囿于其中的资本主义体( tǐ)系。被工具理性所架构的( de)资本主义体系，不啻为一( yī)个庞大的“机器”，而所有人( rén)都不过是这台“机器”上最( zuì)微末的零件，在日复一日( rì)的工作中，维系着“机器”的( de)运转，亦再生产着那越来( lái)越致密地围困着他们的( de)，坚不可摧的“资本逻辑”。
在( zài)资本逻辑中，他们不是“人( rén)”，而是某种可以生成“剩余( yú)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 zhí)的“资本”，抑或说是“物”。马克( kè)思在《资本论》中讲道：“作为( wèi)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 de)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 běn)的灵魂”。或许可以说，在资( zī)本逻辑下，所有人，甚至资( zī)本家本身，都被“平等”地“物( wù)化”了。所有人从本质上看( kàn)，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机器( qì)传送带上的那个，无生命( mìng)的、被夷平了差异性的“包( bāo)裹”。
于是，当山崎佑坠落在( zài)传送带上，作为管理者的( de)五十岚却麻木不仁地要( yào)求“一切继续”，这样的情境( jìng)竟如此合乎逻辑——他的“人( rén)性”已经被架空，而沦为了( le)与传送带具有某种同一( yī)性的“工具”，为维系公司运( yùn)转，以源源不断生产“剩余( yú)价值”而存在的“工具”。
无独( dú)有偶，当爆炸案发生后，新( xīn)任管理者舟渡艾蕾娜亦( yì)拒绝中止快递的投送，而( ér)要求传送带“继续运转”。当( dāng)下属质疑这一决策不过( guò)是为了“利润”，艾蕾娜则矫( jiǎo)饰其是为了让“客户不再( zài)花费时间成本去重新选( xuǎn)购商品”——她在用这一套说( shuō)辞pua下属的同时，亦在pua自己( jǐ)，而她所信奉的“以客户为( wèi)中心”的理念，亦不过是公( gōng)司pua她的说辞。企业正是藉( jí)由这样一种“崇高”的理念( niàn)钩织，实现了对其赤裸盈( yíng)利本质的“合法性”包装。在( zài)这种虚假意识形态的“麻( má)醉”之下，决策者与管理者( zhě)自觉乃至激进地被收编( biān)进资本逻辑之中，成为这( zhè)个“非人化”世界最忠实的( de)拥趸。
而普通员工亦可能( néng)在“资本逻辑”这个“大他者( zhě)”的询唤之下，“自觉”地认同( tóng)于资本主义机器对于自( zì)己生命潜匿的榨取。影片( piàn)中，快递员父亲佐野昭总( zǒng)批评同为快递员的儿子( zi)吃饭太慢——如果将一个小( xiǎo)时的午餐时间压缩为二( èr)十分钟，便可以多送很多( duō)快递。显然，当“多劳多得”的( de)表象将其“剥削”的本质遮( zhē)蔽，父亲这样的普通劳动( dòng)者，便会甘愿嵌合于资本( běn)主义体系之中，成为支撑( chēng)着它完成自我生产与再( zài)生产的，必不可少却又微( wēi)不足道的零件。而作为资( zī)本逻辑衍生物的“优绩主( zhǔ)义”，更是轻而易举完成了( le)对“牛马们”的规训，诱引着( zhe)他们坠入内卷的“无间道( dào)”之中——那最彻底、最简捷的( de)出离方式却可能是极端( duān)荒谬的——由于“过劳死”或身( shēn)患重疾而失去“被剥削”的( de)价值。
客户也并不是所谓( wèi)被服务的“中心”，而同样无( wú)法逃脱这场无际又无尽( jǐn)的“物化”。购物网站首页的( de)那句“黑色星期五”的醒目( mù)广告：“What do you want”，不啻为一种“诱饵”，而( ér)当客户点进广告，开始浏( liú)览商品，诱导便完成了——在( zài)选购商品时，客户往往并( bìng)非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 tǐ)，而是作为一个被卷入消( xiāo)费主义陷阱的“工具人”，接( jiē)受着资本主义体系所“制( zhì)造”的、“为了特定的社会利( lì)益而从外部强加给个人( rén)身上的那些需求”，亦即马( mǎ)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 yào)”。在对“虚假需要”的满足中( zhōng)，客户获得了一种“自由”的( de)幻象，继而成为“自觉”被收( shōu)编进资本逻辑的另一片( piàn)零件。
影片中，山崎佑是那( nà)个清醒地看到了自己“非( fēi)人”境遇的个体，于是他选( xuǎn)择以自戕的方式对抗“被( bèi)物化”的命运。艾蕾娜亦在( zài)看到山崎佑留在衣柜内( nèi)的“遗言”的瞬间被深深触( chù)动，随即觉醒，鼓励员工们( men)通过罢工的方式争取了( le)更多的利益，并最终辞去( qù)了管理者的职务。
我相信( xìn)，从这个资本主义机器中( zhōng)决绝出离的那一刻，是她( tā)几十年的人生中最自由( yóu)的时刻。
如何让那个倾轧( yà)着个体生命的传送带停( tíng)下呢？影片的答案依旧在( zài)那句广告语里：“What do you want？”问问自己( jǐ)的“真实需要”吧——只是这个( gè)答案或许过于理想主义( yì)。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 jiān)，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 dī)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那么( me)，在一个被资本所宰制的( de)世界里，是否还存在一个( gè)地方，没有被那样的“血和( hé)肮脏”所沾染呢？人的心灵( líng)中，是否还有一个本真的( de)角落，可以承载住那句追( zhuī)问：What do you want？
离开了daily fast公司的艾蕾娜( nà)会去哪里？没有人知道。
